为了拍摄一部关于福建三年游击战争的文献纪录片，07年9月下旬，我与曹耘山先生相约，来到了瑞金。

我们希望此行能寻找毛泽覃当年留在这里的踪迹。

曹耘山先生是第二次来到这里了。第一次来是去年的春天。当时，毛泽覃的墓地几乎是一座辩认不出来的荒冢，让他这位毛家的后人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这次到瑞金，他希望当地能尽快为烈士建一座陵墓，让烈士在九泉之下能够安息。

曹耘山先生的外祖父，即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毛泽覃是毛氏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位，出生于1905年。毛泽覃在苏区续娶的妻子贺怡，是毛泽东夫人贺子珍的胞妹，可以说是亲上加亲。

毛泽东、贺子珍离开苏区前，将他们出生不久的孩子托咐给了毛泽覃，而随着毛泽覃的牺牲，毛泽东的这个孩子也不知所终。

解放初期，贺怡为了寻找毛泽东和贺子珍留下的孩子，在赣南遇车祸牺牲。

毛泽覃不是一位普通的烈士，他不仅是毛泽东的同胞兄弟，也是一位中共早期革命家，著名的红军将领。

图一：1919年毛氏三兄弟与母亲在长沙。左一为毛泽覃。

图二：1919年11月，毛泽东同父亲毛顺生（左二）、堂伯父毛福生（右二）、弟弟毛泽覃在长沙合影。

毛泽覃1921年就在长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被朱德、陈毅派赴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络，并奉毛泽东之命带队参加接应朱德、陈毅部队与井冈山部队会师。早在1930年1月，就担任红6军(后改称为红3军)政治部主任，并代理过军政委。同年10月任中共吉安县委书记、红军驻吉安办事处主任、中共永(丰)吉(安)泰(和)特委书记兼红军独立5师政治委员等。1932年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其间，因与邓小平等一起同“左”倾错误斗争，被打为“江西的罗明分子”，号称“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遭到无情打击。

大概也因为这个原因，毛泽覃没有被批准长征，而被留在了瑞金。在苏区中央局“九路突围”前，被派往福建长汀四都，向闽粤赣省委（福建省委）传达苏区中央局指示，并担任闽粤赣省委秘书长。

做为一位有丰富军事斗争经验的指挥员，毛泽覃当时曾建议闽粤赣省委和省军区负责人万永诚、龙腾云，不要与强敌死打硬拼，将部队分散打游击，但遭到拒绝。在闽粤赣省委和部队驻地四都被国民党军包围的情况下，毛泽覃率领小队红军朝瑞金、寻乌方向奋力突围。1935年4月26日，在江西瑞金与福建交界处的红林山区被国民党军包围，为掩护战友脱险，毛泽覃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29岁。

从毛泽覃烈士埋葬的地点到牺牲的地点只有几公里，但却几乎无路可行，据说连小路都被杂草掩没了。我们不得不绕道另一个乡镇，多开了几十公里崎岖的盘山公路，才到达红林山深处的一处山坳。这里曾经有一处废弃的造纸作坊，丛生的荒草和潺潺的流水间，还残存着小半截土墙。

1935年4月26日，率部突围到这里的毛泽覃，据说是因为叛徒告密而被敌军包围。当时，他依托这座土纸作坊拼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牺牲。后来，人们在这里的草丛中还找到过一枚二级红星奖章。据记载，由于战功卓著，毛泽覃当年在中央苏区曾获获颁此勋章。
当时，敌人不能断定打死的究竟是不是毛泽覃，将他的遗体抬到了山下。让保长找来了曾在红军医院工作过，后来又在项英家中做过保姆的张素清前来辨认。

“当时他的脸上都是血，我擦掉脸上的血迹，认出他就是毛泽覃。不会错的，我在项英家里的时候，还和他一起吃过饭。”

——95岁的张素清老人，至今仍然能清楚的回忆起那天发生的事情。

村里的人说，每年清明，张素清老人在为亲人扫墓的时候，也会在毛泽覃的坟前点上几柱香，烧上点纸钱。

文革期间，在“三忠于”“四无限”的年代，也曾有不少红卫兵等来烈士牺牲的地点朝拜过，毛泽覃牺牲的地方也因此改名叫泽潭公社泽潭大队，这个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可是，不知为什么，用烈士的英名做地名的地方，竟然没有为烈士建一座墓。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在烈士埋葬地仅几米远的地方，还盖起了一座农舍。大概没想到我们会突然来到这里，乡干部匆忙通知了村里，我们走到坟前的时候，农舍的主人还没有拔完墓地上长出的杂草。

望着农舍与菜园之间这座几乎连坟都称不上的荒冢，我们的心情也和曹耘山先生一样沉重。

为什么没有人为毛泽覃修建一座哪怕是最简单的墓地呢？

图一：曹耘山先生与张素清老人在毛泽覃的坟前。夏蒙 摄

图二：农舍与菜园篱笆之间的长条形土堆就是毛泽覃安葬的地方。夏蒙摄

毛泽东对这位小弟是充满深情的，在世时曾不止一次的向身边工作同志和亲属回忆起毛泽覃。但为什么毛泽东从来没有过问过毛泽覃烈士的身后事呢？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诗句）——我只能猜测，从中国革命的腥风血雨中走过来的毛泽东，见过了太多战友和革命志士的牺牲。仅他的亲人中就出了爱妻杨开慧、爱子毛岸英、二弟毛泽民、三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六位烈士。当他在天安门广场上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的时候，大概就将他对所有先烈的怀念，倾注进这座永远的丰碑。此后，除了自己的父母，他没有再凭吊过任何一位逝去的亲人。

理解了这一点，对于他不过问毛泽覃烈士的身后事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他的长子毛岸英牺牲后，遗体也埋在了异国他乡的朝鲜。

但在毛家的六位烈士中，毛泽覃是唯一没有墓园的一位。

瑞金市有关部门，在市区的烈士纪念馆一侧十分显眼的位置，为毛泽覃建了一座纪念碑，碑文还是邓小平亲笔题写的。但位于穷乡僻壤的毛泽覃墓地却不知是何原因，从来没有人过问。任凭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侵蚀着这座荒山野岭处的孤坟。

像毛泽覃这样一位不同寻常的烈士，在新中国长达58年的岁月里竟然没有人为他建一座墓，除了让人不可思议，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不解的历史之谜。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天在离开瑞金前，我们前去凭吊烈士的雕像，无意间惊奇地发现，这一天，9月25日，正是毛泽覃烈士诞辰102周年的日子。

没有鲜花，更没有纸钱，我们只能向烈士的雕像三鞠躬，表达我们无尽的哀思。

这座毛泽覃雕像位于瑞金城内显眼的地方。夏蒙 摄

一元钱能做什么呢？能买一张城市的公交车票，能买一份当天的晚报，或许，还能在公用电话亭打一两次市话。但我敢说，一元钱能做到的最浪漫的事情就是买花了。在夏日的福州，在每一个繁忙的交通路口，都会看见有人在兜售一串串的茉莉花。只要你摇向车窗，拿出一元硬币，就会得到几串洁白的茉莉花。只要你稍一留神，就会发现那些来来往往的小车里大都挂着三五成串茉莉花，即使你闻不到别人车里的花香，也会让你有一种芬芳而愉悦的感觉

这些兜售茉莉花的小贩大多数是郊区的农妇，她们将还未开放的茉莉花用线从花柄上小心的穿入，几十上百朵的茉莉才能串成一串花饰。通常，在初夏的时节，每串茉莉花饰的末端都会带着一朵玉兰花，到了盛夏，玉兰花已经难寻，就会用一两片绿色的茉莉叶片代替，远远看去，白玉般的花串饰着翡翠似的叶片，煞是好看。

在灼人的烈日下卖花是件辛苦的事情。一大早，就能看见卖花的农妇们站在十字路口开始卖花了，她们有时也带上一个竹篮，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将一串串的茉莉挽在胳膊上，沿着十字路口变幻的车流来回走动。卖花的地点大都选择在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红灯一亮她们就会迅速地走进车流的夹缝，举着挑上小竹杆上或者胳膊上的茉莉花，向开车的人们示意。她们通常总能一眼就发现那些试图摇下车窗的买花人。买花和卖花都不需要交谈，只要你递上一枚硬币，就会有三串茉莉花送到你手中。一枚硬币等于三串茉莉花，似乎已经是维持了多年的价格，无论是买花的还是卖花的似乎都觉得这是公平的交易。每个开车人都能从车上随处找到一两枚硬币的，而每一个卖花者每天都能以这样的方式售出成百串的花环。

好多年前，我到过福州郊外那些种植着茉莉花的田野。小小的茉莉花不像牡丹和玫瑰那样起眼，花骨朵总是藏在绿油油的叶片中。可在初夏时节走进那一垄垄的花丛中，还是能嗅到在阳光下散发的花香。花农们不等花开，每天都要将含苞待放的花骨朵采摘下来，然后成堆地装进一个个网袋，运去给茶厂或香料厂。现在，在城市的近郊已经再也找不到当年那一望无际的花田了。迅速扩张的城市，将这往日种花的田野大都变成了都市楼盘，近些年，我似乎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些运送茉莉花的农夫车了。而在城市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间，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卖茉莉花的农妇。或许，一些失去了土地的花农，现在只能以这种方式来谋一条生路了。

在我们城市的周围,曾经也有过这样一望无际开满茉莉花的田园

我不懂经济学，不知道如何换算商品与劳动的价值。这细细的三串茉莉花是不是值一元钱并不重要，她们得到的回报，相比于烈日之下辛苦，未必就能够等值。我不知道她们劳动一天所得，是不是比过去在花田里劳动收入更高。那些在城市扩张中幸存下来的零星田园，即使都种上茉莉花，大概也只能够用来点缀人们的生活了。

让我感到惊异的还是这些茉莉花。将那些茉莉花挂在车里的时候，成串的花骨朵还像玉珠一样圆润，但常常只需要一小会功夫，那些花骨朵就绽放开了美丽而细小的花瓣，同时绽放于四周的，还有扑鼻的芳香……

“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我不敢相信这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言论。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个赚得脑满肠肥的地产商人的言论。刚说完“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以变富”，又在鼓吹“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看来茅老是语不惊人死不休。问题是，这些信口开河的言论出现在茅老的博客中，事情就不这么简单了。

富人是不是应该保护？如果换一种说法，强调保护合法私有财产的重要，或者说中国现在的国情，不宜于再强调追究民营企业家的“原罪”，也许不会招来这么多的辱骂。问题是茅老自己就没有严肃的对待自己提出的问题，发表的许多宏论全无学者的严谨，倒像是大学生恶搞的贴子，自取其辱也就怪不得别人。

我国真的“不应该再保护耕地”吗？茅老提出了世界并不缺少粮食，种粮不如买粮，因此，完全不需要保护耕地：“一块土地应该用于种粮食,还是盖厂房,修机场,作停车场,应该按照具体情况而定，绝没有道理说永远是种粮食有优先权。可是保护耕地的政策却把种粮食永远放在了优先地位，这对城市建设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说真的，这些年在国内跑的地方不算少，我真没有见到国家保护耕地的政策对城市建设造成了多少“巨大的障碍”，倒是见到官商勾结，挖空心思乱占耕地的事例层出不穷，“基本国策”根本没有束缚住城市化进程的脚步，也没能阻止耕地迅速减少趋势。记得去年农业部一位官员曾警告说，国家耕地资源仍然非常有限。中国目前总体上只有18.3亿亩的耕地面积，只有15.6亿亩到16亿亩用于粮食生产，以现有耕地面积保证粮食安全难度相当大。目前耕地在不断减少，人口在不断增加，按目前趋势分析，到2020年，中国耕地缺口将达到1亿亩以上。

茅老的应对之策是：“万一我们的粮食不够蛮可以用进口来解决。有人说进口不可靠，但是日本人消费的粮食中有60%多靠进口。并没有感觉不可靠。更有人说靠进口是不负责任的。请问粮食缺了还不肯进口反倒是负责任吗？假定我们进口创纪录的3000万吨粮食，只不过花45亿美元，我国去年出口创汇9700亿美元。进口粮食只不过用掉出口创汇的半个百分点。又有人说万一人家粮食禁运怎么办。老实说，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粮食吃，中国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别忘了，世界之所以还有富余的粮食，正是因为中国的粮食还能基本自给，轮到中国也开始向全世界买粮的时候，世界的粮食绝对不会是今天的价格了。也正因为中国有粮食，有足够的战略储备，才没有人拿粮食禁运来威胁过中国。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太平过，未必是要做了“犯下大忌”的事情，才有人对中国实行粮食禁运。到时候，用不着禁运，如果中国高度依赖进口粮食，只要国际上有人哄抬粮食的价格，对于以食为天的中国大多数百姓来说，恐怕也只有挨饿的份了。大概只有少数茅于轼提倡要保护的富人还能吃得起粮食。

日本与韩国，都有严格得近于苛刻的耕地保护措施。在韩国某个城市的高楼之间，我曾看到有人在耕种一方很小的水田，问当地的朋友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朋友说因为农民死活不肯让出这块土地。对于经济发达的韩国来说，让农民失去耕地破产，让土地变成工业用地，绝对比每年给农民高额的补贴要来得划算。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我想大概就因为韩国缺少像茅老这样“高明”的经济学家。

茅于轼认为“每当占用耕地就要经过复杂的审批手续,大大地增加了建设成本,延长了工期，尤其值得关心的是用地的审批会造成贪污腐化的机会，当前很大一部分的贪污案件都和用地有关，这些贪污犯犯错误固然是因为不能洁身自好,但也与占用耕地的审批制度有关，好制度可以防止人贪污腐化,坏制度则造就贪污腐化，现在这种保护耕地的制度确实是害多利少，应该及早调整。”

——这更是奇谈怪论，难道放开审批，允许任意将耕地挪做它用，就不会有腐败了吗？看一看已经失去耕地的农民，他们究竟得到了多少实惠，就会知道失去的耕地越多，造就的穷人也就越多。在许多城市，郊区的农民，早已失去了他们的耕地，除了得到一张城市户口和将来会有城市低保的承诺，他们得到的那点补尝早就被飞涨的房价和高涨的物价吞没了。我坚信，将耕地挪作它用，会造就一些富人，但一定会造就更多的穷人。

农民兄弟们，永远要警惕茅于轼这样的“经济学家”,看护好你们的耕地！

新闻资料:

新华社北京３月１４日电 中国总理温家宝１４日说，要给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以长期保障，“永远不变”。温家宝在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提问时，作上述表示。 　　
　　温家宝说，在中国必须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必须保护农民对土地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必须对占用农民土地给予应有的补偿。土地出让金主要应该给予农民，必须依法严惩那些违背法律，强占、乱占农民土地的人。温家宝说，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最重要的是实行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土地属于集体，但生产和经营权属于农民，这是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势。 　　

温家宝说，“我们说要给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以长期的保障，１５年不变，３０年不变，就是说永远不变！”

新华网新德里４月６日电（记者李保东）印度政府５日晚出台一项新政策，规定任何邦政府不得强行征用农民土地建经济特区。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政府制定这项新政策是为了防范地方政府官员和商人以建经济特区为由进行房地产投机买卖。这一政策还规定，经济特区面积不得超过５０００公顷，必须安排被征用土地的家庭中至少一人在特区工作。 今年３月初，印度西孟加拉邦警方试图进入将被征为经济特区用地的农迪格拉姆地区时遭到当地数千名农民阻拦，双方发生激烈冲突。警方在冲突中开枪打死１１人、打伤４０多人。这一事件震惊印度全国，部分国会议员对此表示抗议。西孟加拉邦政府被迫放弃建经济特区的计划。印度中央政府也因此修改了相关政策。

资料图片：3月16日，印度西孟加拉邦农民在铁轨上纵火，抗议政府在当地兴建经济特区。

资料图片：中国，失去土地的农民一脸的愤怒与无奈。

我们是前一天清晨离开拉萨，踏上去纳木错朝圣之旅的。

我们这次赴藏拍片，日程安排得很紧，匆匆朝拜了布达拉宫后，我提议剩下的两天时间去看一看青藏高原的圣湖纳木错，没想到竟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也许当时我们过于激动了，没有注意主人有些为难的表情，直到上路之后我们才明白，朋友宁愿我们去更远一些的日喀则，而不希望我们到纳木错去是不无道理的：这段数百里的路途实在是太难走了。从拉萨到藏北的青藏线在施工，已经无法通行。我们不得不绕道从达孜县越过湍急的拉萨河，再一路向北行。这段公路本来就是一段简易路，由于那些日子西藏雨水偏多，许多路面都被冲坏了，司机不得不像驾驶坦克那样冲过一段段完全没有路的河床。整整走了七八个小时，中间还翻越了海拔近5300米的恰纳山口，我们才走到了念青唐古拉山的脚下。

当我们越过一个风马旗飘扬的山口时，一眼就看见了横亘在灰色天际线下的一缕蔚蓝，看上去，纳木错就在眼前了。可是，为了亲近这一片蔚蓝，我们又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进入湖区，天气骤然改变，霎时间乌云翻滚竟下起了大雨，辽阔的草原变得一片混沌。不可思议的是，在接近札西半岛顶端的时候，风雨也像来时那样突然消失了，晦暗的天空又开始放亮。海一样宽广的纳木错翻滚着波涛奔来眼底，这情景就如同梦里醒来一眼看见了神话中的情景，让人无法不感到震惊。我到过滇池、太湖，到过洞庭湖、鄱阳湖，站在那些大湖边上，你不能不感觉到历史的烟云从眼前掠过。千百年来，骚人墨客在那些波涛间寄托了自己太多的心思，使你不能不让自己的心情也浸淫于其中。第一眼看见滇池，涌上心头的是“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 ；第一眼看见洞庭湖心里吟诵的却是“予观夫巴陵之胜状在洞庭一湖”——触目所及，除了历史还是历史，过多的人文景观已经使我们难以在面对自然。

纳木错给你的完全是另一种感受，我们看见的蓝色波涛，是在海拔4700米的高度汹涌，浪涛拍打的湖岸，布满了如同女娲补天后散落的砾石。远处逶迤的雪山，近处高耸的崖岸，无不显示着宇宙初始一般的洪荒。纳木错，这大概是最后的一些还没有被人类文明践踏的湖泊中的一座了。藏民们无限珍惜这个被他们称作“腾格里海”的圣湖，每年到了朝圣的季节，就会成群结队地到这里来转湖，对雪山圣湖表达他们的虔诚。纳木错，藏语的意思是天湖，这样圣洁的一片蔚蓝，不属于天神还能属于谁呢？对于纳木错，我们是一群不速之客，但我们也是带着敬畏与虔诚的心情而来的。面对念青唐古拉山，面对着转湖的藏民们堆起的玛尼石，我们情不自禁地也像藏民一样匍匐在地上，对着雪山圣湖顶礼膜拜。

当时，我在心中暗暗祈祷，希望能让我们第二天见到阳光，拍摄到沐浴着阳光的纳木错。夜幕降临，却迎来了一场电闪雷鸣的暴风雨。即使我们住宿的黄泥小屋里，也能听见纳木错的拍岸的惊涛一夜都不曾停歇。

天刚放亮，我第一个起身奔到门边，向纳木错眺望。远远望去，纳木错显得很宁静，除了东方天际有些亮色，仍然是一片阴霾。看来不太可能拍摄到日出的景象了，但我们还是带着摄像设备和照相机向纳木错边上走去。摄像师陈雁架好了摄像机，同行的摄影家赵辉一到岸边就不停的按快门。我们一路无语，但心里都祈盼会有奇迹出现。老西藏告诉我们，这里的天气不到最后一刻，谁也说不准阴晴。

极目远望，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墨绿的湖面上居然有一支海鸥在飞翔，它是长久生活在这里的还是从遥远的海边飞来的呢？不管怎么说，这都算是一只勇敢的海鸥了。就在我们把镜头对准这支翻飞的海鸥时，忽然发现天际出现了一缕金色光芒。出太阳啦！我们欢呼起来，这时，我发现连那些湖岸上摇曳的小草也变得一片金黄，通体透明；再看前方远处的念青唐古拉山，已然成了一座座神圣的金字塔。

我们终于看见阳光下的纳木错！仿佛为了让我们永远记住纳木错的神奇，就在我们为阳光而欢呼的时候，湖面上突然涌过一团带雨的乌云，随之出现了一道美丽彩虹，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那彩虹并不是弯曲的，而是直立在湖面上，像是从纳木错蓝色波涛上升起的一座五彩天梯，又象是天水之间悬挂着一幅锦缎。这神奇而雄浑的一幕，大约持续了十几分钟，我们刚刚拍完剩下的不到半盒磁带，那神秘的彩虹突然消失了，太阳也迅速收敛了光芒，纳木错又恢复了刚才的宁静，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连那只孤独的海鸥，也在茫茫的天水之间不见了踪影。

恋恋不舍地离开纳木错，我们的坐骑——两辆“沙漠王”在路上颠簸了大半天，直到中午时分才开上青藏公路向拉萨前进。行使了足有五六十公里，公路右侧又出现出了一列雄伟的雪山。司机老李很肯定地告诉我们，那是念青唐古拉山的主峰，就是我们早上曾经在纳木错边上见到过的那些山峰，我们只不过绕了一圈，到它的背后来了，纳木错就隐藏在它的身后。

急忙叫老李停车，让摄像师把镜头再一次推向阳光下的雪山。那高昂着白色头颅的峰峦，如果真是我们早上在纳木错边顶礼膜拜的雪山，那说明我们走了这么多的路程，却没有离开过这座大山的视线。

——这多少让人有点泄气。我们视为壮举的这次远征，在念青唐古拉山的记忆里大概不会留下一点痕迹。而我们这两部看上去不可一世的“沙漠王”，在它眼里大概也就是从脚背爬过的两只甲虫吧。我想起了汉族那句民谚：望山跑死马。在青藏高原上，望山岂止是跑死马呵，就我们这大半天的路途，足以让那些步行的朝圣者走上一星期了，可在念青唐古拉山的眼里，大概还没有跑过他的脚背。

我打开随身携带的地图，实在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难道我们走了大半天，还没有真正离开念青唐古拉山的主峰，没有离开纳木错么？可地图上那根从念青唐古拉山主峰划下的黄线，明白无误地告诉我，这是真的，我们现在正仰望着纳木错……

写于 2000夏

_{青春的誓约}

谨以此文纪念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成立七十周年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成立时合影）

1、

那时候，她们正年轻。

秋日的阳光温暖而灿烂，十位姑娘一起脱下旗袍，兴高采烈地穿上了画家李香君为他们缝制的米色咔叽布衬衫和西装裤，站成整齐的两行。和十位姑娘站在一起的不仅有她们的团长、著名作家、妇女活动家胡兰畦，还有上海革命妇女团体的领袖人物史良、沈滋九、陆礼华等著名人士。随着镁光灯的闪烁，这一珍贵的画面定格成为历史的永恒。

这一天是1937年10月5日——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成立并开赴前线的日子。

这也是一个很不平常日子。就在这天，从8月13日开始的淞沪抗战，已经进行到白热化的阶段。日军参谋本部接到日本天皇的命令，向上海增派了三个师团，并向上海的中国军队阵地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隆隆的爆炸声连南京路上都可以听见。就在有钱人纷纷躲进租界，老百姓们也都开始惊慌地四散逃难的时候，却有这么一群正值青春的姑娘将旗袍换成了戎装，即将开赴前线。

虽然时光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当年服务团尚健在的几位老人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形。拍完照片，他们就乘上军用卡车到了霞飞坊霞飞路，向一位尊敬的老人辞行。

这位老人就是何香凝，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就是在她的关心成立起来的。团长胡兰畦曾是她的秘书。，这一天，和老人在一起的还有鲁迅夫人许广平，接到报告，抱病卧床的何凝香连忙拄上拐杖，在鲁迅夫人许广平的扶持下走到的姑娘们面前。

十位姑娘挺起胸，在何香凝老人的客厅里站成一排。胡兰畦向老人一一介绍着她们的名字。除了秦谷秋之外，姑娘们来自上海各个工厂，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女工补习夜校的学生。

何香凝老人在年龄最小的李亚芬面前站住了。

“你多大了？”

“16岁了。”

“我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数你年龄最小。前线打日本鬼子，你怕不怕大炮、飞机？”

“不怕！”李亚芬回答得很干脆。

“别看他小，在工厂表现可不错，还敢跟工头斗争呢！”

胡兰畦对何香凝说。

“这很好，工人阶级就是好样的。不过，到了前线，环境变了，接触的人不同了，尤其在军队里可得小心。”说到这，何香凝老人的神情一下子变得很严肃：“你们这些小姑娘真的有决心去战地为抗战服务吗？大炮会把人的耳朵震聋的，你们不怕吗？不要到了战地，很快就当上官太太，不但不能为抗战服务，还要老百姓用滑竿来抬你们。你们考虑考虑再回答我。”

对何香凝老人突然提出的问题，姑娘们毫无思想准备，大家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客厅里顿时出现冷场，静得连自己的呼吸也能听见。

“我们记住了！我们昨天就开过会定了十条纪律，其中一条就是抗战期间不谈恋爱！”

胡兰畦团长连忙替姑娘们解围。

“对！我们上前线是抗日打鬼子，决不谈恋爱，更不做官太太！”姑娘们不约而同地大声回答。

何凝香老人满意地露出了笑容。

许广平帮着老人拿出了早已为姑娘们准备好的行装：被子、毛巾、牙刷、针线包、干粮等物品，送给他们每人一份。何香凝慈祥地望着姑娘们，语重心长地叮咛着：

“你们是劳动妇女中有志气的青年，到前方战区要为国尽忠，要为抗战胜利战斗到底！”

国民革命第18军派来的军车在路边已经等候多时，姑娘们不得不向何香凝老人辞行。临到门边了，何香凝老人又特意大声地叮咛胡兰畦：

“兰畦，兰畦！你也不要谈恋爱！不要谈恋爱……”

胡兰畦微笑不语，向老人挥手告别。这位毕业于黄埔军校，又留学德国多年，还因参加革命活动在德国女牢中度过三年铁窗生涯的女作家，早已过了而立之年，相信自己能关住感情的闸门。多年以后，她才知何香凝老人之所以这样殷殷叮咛她们不要谈恋爱是事出有因的。这支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刚成立时，人们就有这样那样的担心，还有人认为这些年轻女子到前线会动摇军心。何香凝老人希望姑娘们以实际行动证实中国妇女参加抗战的决心和勇气。要知道，这是中国第一支开赴抗日前线的女兵队伍啊！

姑娘们能守住自己的青春誓约吗？

2、

军车载着姑娘们驶向炮声隆隆的战场。

姑娘们抵达国民革命军第18军军部后，立即换上军装。18军军长罗卓英显然对姑娘们在这种时候赶赴前线十分感动，他大声对姑娘们说：“古时候有个花木兰替父从军，今天你们是一群花木兰为国从军，我代表前线将士们热烈欢迎你们！”

军部特务连的刘连长还是第一次集合女兵队伍，他看上去显得有些慌乱。当他的目光盯住姑娘们样式各异的长发时，不由皱起了眉头：

“长发统统要剪掉！”

姑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吭气。

“剪吧！”还是团长胡兰畦最先下定了决心。

刘连长当即叫来了理发员，毫不客气地把姑娘们的头发剪得象男孩一样短。

现在，这些扎上武装带打上绑腿的姑娘们，看去象真正的战士了。要不是她们象银铃似的声音和胸前掩不住的青春峰峦，一眼看去，她们和其它战士并没有什么两样，到前线的第二天，姑娘们就开始工作了。

罗卓英的18军将士多是广东人，在前线最大的困难就是同当地群众语言不通。长期的军阀纷争、兵荒马乱，老百姓畏兵如虎，战事一起便纷纷逃避。守军在前方作战，后方却得不到百姓支援，要什么没什么，其状苦不堪言。服务的姑娘们在团长胡兰畦带领下走村串户宣传抗日。姑娘们大都来自上海，一到村里便“张家妈妈”、“李家嫂嫂”地同当地的群众攀谈上了，百姓们大概还是第一还是第一次在军队里看见如此和蔼可亲的女兵，很快打消了对她们的疑虑。

老百姓向姑娘们诉说了军队对老百姓的祸害，许多当兵的见什么抢什么，吃的用的随手就拿，这样的军队老百姓能不害怕吗？

当天晚上，服务团团长胡兰畦将姑娘们了解到的情况如实报告了罗卓英，罗卓英十分震惊，他让服务团的姑娘们挨家挨户统计百姓们受损失情况，然后照价如数赔偿。当姑娘们前去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时，许多百姓都感动得哭了，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原先逃走的百姓也纷纷回到了各自的村子。在姑娘们的动员下，青壮年们迅速组织起担架队、运输队支援前线。将士们士气大振。

初战告捷，使18军的抗日将士对服务团这些年轻姑娘们开始刮目相看了。不管她们走到哪里，都会吸引许多充满爱慕和敬意的目光。

这些女兵不仅能动员群众、救护伤员，还能唱歌、演戏，代战士们写家信、缝补衣服，很快就赢得了前线将士们的尊敬和爱戴。

淞沪前线的战事越来越吃紧。

1937年12月下旬，日军在大量的飞机及坦克掩护下向中国军队猛攻，战略要地大场镇失守，守军18师师长朱耀华羞愤自杀。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中国军队全部撤离淞沪地区。服务团的姑娘们同后撤的军队一起开始了艰苦的跋涉。到武汉后，战地服务团又进行了扩充，一批经过严格挑选取的青年学生加入了她们的队伍……

3、

战争没有让女人走开。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开赴前线的时候，上海的各大报刊都在醒目的位置发表了消息，当时很有影响的《妇女生活》杂志，还在封面上刊登了一张服务团姑娘们集合去前线的大幅照片。胡兰畦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又招收了两批团员，半年之后，这支服务团已是一个30多人的女兵队伍了。

(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战地服务团团长胡兰畦)

这是一支充满青春活力的队伍。

姑娘们毫无畏惧地走进战争，出现在战场，这本身就是对抗日将士无声的激励。在这群女兵出现的部队里，将士们常以她们为榜样来训斥那些胆小怯懦的官兵。

服务团的女兵们唱歌、演剧、开会、救死扶伤、慰劳军属、缝洗血衣、打扫战场……还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后宣传抗日，动员民众。服务团的出色表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她们的团长胡兰畦被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但是，连她也没有想到，这些姑娘之所以有这么大勇气，这么顽强的精神，完全是因为服务团里有一个秘密的地下党组织。这个党组织直接受新四军负责人陈毅领导，一群年轻的共产党员在里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战斗堡垒的作用。

1939年夏，19集团军在赣北奉新、高安、上高一带与日军作战大获全胜。但打胜仗的部队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抗日将士情绪大受影响，以致战事结束一个多月才开始布置打扫战场。

炎炎盛夏，未经打扫的战场一片狼藉。国民革命军第19集团军，把这件艰苦万分的工作交给了战地服务团。据说，这是该集团军秘书处长罗伯麓的主意，他早就对这群天不怕地不怕的姑娘存有戒心，觉得她们像共产党。他一直找机会想收拾一下这些平素对他从不买账的女兵。

战地服务团的姑娘们赤手空拳地上阵了。残酷的战争虽然已经让她们早就习惯了死亡，但她们走进那片死寂的战争焦土时，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荒野上，到处都是尸体——敌军的、我军的，混杂在一块。激战过后，这里已经成了人间炼狱，所有的尸体都已经高度腐败，蠕动的蛆虫和肥大的绿头苍蝇覆盖了每一具尸体……

在一座残破的农舍里，姑娘们无意间发现了令人发指的一幕：

在屋内的床沿上，倒挂着一个农妇赤身裸体的尸首，她旁边是一个已经死去的婴儿，看样子是一个还在吃奶的男婴，孩子的肚子被刺刀捅了一个大洞，而在农舍的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个看来刚发泄了兽欲就被我军击毙的日本士兵的尸体。

姑娘们含泪掩埋了这一对母子，又极不情愿地埋掉了日本兵的尸体。

打扫战场的日子，每一天都是生与死的考验。

军部并没有服务团员配发任何防护用品，没有口罩，没有手套，姑娘们只好用露双手去搬运，掩埋那些尸体，手一碰上那些尸体，腐烂的皮肉就脱落下来，粘在手上洗都洗不掉。对姑娘们来说，比掩埋这些恶臭的尸体更难受的是吃饭。搬运一天这样的尸体，一见到饭菜就开始反胃，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就这样，她们整整干了七天。金敏玉、秦秋谷、李惠英、周文南几位姑娘都发起了40度的高烧，是被同伴们抬着回来的。私人中年龄最小的姑娘周文南一病就没有再起。这是服务团最美丽最机灵的一位姑娘。胡兰畦团长在《战地一年》一书中这样描绘她：“这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女孩，她做文章很美丽而富有诗意，我们都叫她小诗人。”就这么一位美丽而聪明的姑娘，把青春和生命永远留在了抗日战场上……

4、

战争的硝烟还是没有挡住丘比特的金箭。

服务团这些年轻而又活泼的姑娘，在军营这个男性世界备受瞩目。姑娘每到一个部队，都会有许多年轻的国军官寻找各种理由来服务团串门，向姑娘们表示好感。这些国军军官中也不乏年轻英俊的热血青年，但姑娘们严守着自己的青春誓约：抗战期间，不谈恋爱。

面对一个个求爱者，姑娘们想出了各种巧妙的办法。特务连一位连长，看上了在他连队教唱爱国歌曲的一位服务团姑娘，不断夸奖她歌教得好，多次提出要请这位姑娘吃饭。服务团的其他姑娘知道了就跟着起哄：要请就大家一起情，大家教歌都教得不错！

连长被弄得没有办法，只好请服务团其他姑娘也一起去。队长胡瑞英还故意叫了几位会喝酒的姑娘，去对付那位连长。总之，根本就不让他有单独说话的机会。

还有一位军官，三天两头给服务团的姑娘写情书，姑娘们起先对他的情书还采取“冷处理”的办法，后来见他越写越起劲，就把情书贴到了墙报园里，这位军官发现后狼狈地把情书撕下来塞进口袋，后来再也不敢写情书向姑娘们求爱了。

英姿勃发的战地服务团姑娘们甚至还吸引了来自异国他乡的热血青年。

在服务团活跃的战区里，有一支朝鲜义勇队。他们被服务团员的演出所吸引，几次来团里看望服务团的姑娘们。在夸赞他们演出的同时，个别义勇队的军官们也委婉的表达了他们的爱意，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就这样，战地服务团的姑娘们紧紧包裹着自己的芳心，让丘比特的金箭纷纷坠落。

对那些想打歪主意的国军高级军官，姑娘们则用“敬而远之”的办法来对付。

那些找借口来服务团“视察”的高级军官们，每次一到服务团，队长和副队长就大喊“立正！敬礼！”，而且故意装出一脸的严肃，不问不开口，即使回答，也是简短的几句话。让这些军官们总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

青春与爱情原是遮挡不住的，但姑娘们牢牢记住了自己出发时立下的誓约。

当时，服务团团长胡兰畦已是三十六七的“老姑娘”了，因为抗战，因为何香凝老人的嘱托，她把自己的爱情深深地埋在心底。胡兰畦与一位新四军将曾领是青梅竹马的恋人，但为了那一声殷切的叮咛，她错过了海誓山盟的这段姻缘，从此后便终身未嫁，孤独地走完了自己漫长的一生。

服务团里最年轻的姑娘李亚芬，在8年抗战期间坚持不谈恋爱。后来她到了新四军，经历了皖南事变，奇迹般地突围后又为抗战作了许多工作。不幸的是，这位优秀的反法西斯女战士，没有死在日本侵略者的枪口下，却在抗战胜利后不久，被一伙匪徒残酷地杀害了。

服务团员之一的尹峰，是一位能歌善舞的姑娘、聪慧美丽的姑娘。因为偶然的机缘，她与朝鲜义勇队的同志们一同奔赴延安。在漫长的旅途中，义勇队的朝鲜同志文明哲与她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但是，就因为遵守着这个誓约，她始终没有流露自己的感情。直到有一天，她在延安知道了文明哲在前线英勇牺牲的消息，这才忍不住流下了悲痛的泪水。这段经历成了她心中永远的痛楚，直到五十多年后，中韩建交，文明哲的亲属们知道了这段往事，仍然不远万里来中国寻找这位他们心目中的亲人，演绎了一段跨越世纪、跨越国界的传奇故事……

1940年，战地服务团的姑娘们在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下，有计划地撤出了国民革命军第19集团军。她们有的经历千辛万苦，徒步奔赴延安；有的则辗转奔赴皖南，走进了新四军军部。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姑娘们,把青春岁月毫无保留的献给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

她们守住了自己青春的誓约！

1999年，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会见伍洪祥(福建省政协原主席)、尹峰夫妇。尹峰是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年龄最小的团员之一，至今也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